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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談及改革開放以來30多年的刑事立法工作,黃太云認為,這不能不談新中國成立后前30年的刑事立法。

　　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我國開始了刑法典的起草準備工作,擬出了總共22稿。黃太云介紹,為了形勢的需要,1951年和1952年,我國分別頒布了懲治反革命條例、妨害國家貨幣罪條例以及懲治貪污條例。1957年,由于反右派斗爭,刑法典起草工作停了下來。反右結束以后,到1963年10月,刑法典形成了第33稿。緊接著文化大革命開始了,我國刑事立法又停下來了。

　　粉碎“四人幫”后,為了防止文化大革命的悲劇重演,廣大干部群眾迫切要求加強立法工作、完善社會主義法制。中央立法小組從1978年10月下旬開始,重新組建刑法草案的修訂小組,開始對文化大革命前由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律室起草的刑法第33稿進行修訂工作。

　　黃太云介紹,1979年2月,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成立,這是法工委的前身。法制委員會成立后,立即組織力量進行大量的調查研究,廣泛征求了中央各部門和地方的意見,對刑法草案做了較大的修改。1979年7月1日,五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了刑法。這部刑法有192個條文,罪名有129個。這樣,我國第一部刑法典誕生了,結束了長達30年沒有刑法典的歷史。

　　“第一部刑法典實施后,遇到了一些問題。”黃太云介紹,鑒于經濟領域和社會治安領域犯罪活動十分猖獗的嚴峻形勢,立法機關從1982年開始,對刑法典進行修改和補充,到1995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先后頒布了22個對刑法進行修改的補充規定和決定,并在107部民事、經濟、行政的法律中規定比照刑法有關規定追究刑事責任,這樣的條款有130多條。

　　1986年,黃太云到刑法室工作,1987年我國開始修訂刑法。到1997年,他們將上述22個決定和130多個條款的補充規定一條一條拿出研究,認為凡是應該定罪的一律要放到刑法典中。

　　經過幾年的努力,1997年3月14日,八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通過了修訂后的刑法,條文由原來的192條擴充到了452條,罪名為412個。

　　“1997年刑法典通過后,全國人大常委會采用刑法修正案的方式來修改刑法典中的部分條文。1999年到現在,已經通過了8個修正案。”黃太云介紹,此外,為了明確刑法典中有些條文的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還通過了9個有關刑法的立法解釋。

　　一味加罪加刑的趨勢有所改變

　　“制定和修改刑法,使我國建立了完整、科學、符合中國國情的刑法體系。這個體系基本上符合我國司法機關懲治犯罪的需要,而且對進一步完善我國刑事立法具有重要意義,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礎。”黃太云認為,其重要意義體現在以下方面:

　　一是刑法總則中規定了罪行法定原則。1997年修改刑法典時取消了類推制度,改為適用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則和罪責刑相適應原則。同時,確立了正當防衛、累犯、自首、立功、緩刑、減刑和假釋制度,刑法分則對于具體犯罪的規定也日趨完善。

　　二是立法觀念開始由以重刑、死刑威懾犯罪,向以寬嚴相濟、綜合治理減少犯罪轉變。具體的表現為,從刑法修正案一到刑法修正案六全部條文都是加罪加刑。從刑法修正案七開始,一味的加罪加刑的趨勢有所改變。比如綁架罪,過去起刑點為10年,太重了。現在的綁架和改革開放初期的綁架已經有很大的不同。改革開放初期的綁架都是不給贖金就撕票,而現在的綁架不同了,有的是為追討欠款,有的是采用欺騙引誘的手段,并沒有對人質造成傷害,有的還主動釋放了人質。因此,在刑法修正中,適當降低了這一罪名的法定刑。

　　三是修改完善刑法的模式基本成熟。決定和補充規定的方式非常零碎,群眾難以掌握。因此,現在采用了修正案和立法解釋的方式。

　　我國刑事訴訟制度正逐步完善

　　黃太云介紹,1954年有關部門擬出刑事訴訟條例草案。1957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組織起草了刑事訴訟法草案,共7篇325條。反右派斗爭開始后,刑訴法典的起草工作也隨之停止。1963年又形成了刑事訴訟法草案初稿,為后來的刑事訴訟法的制定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粉碎"四人幫"以后,我國刑事訴訟法的起草工作也加緊進行。”黃太云介紹,1979年刑事訴訟法和刑法同時出臺,當時刑事訴訟法共有164條,對刑事訴訟的各個環節,包括立案、偵查、起訴、審判和執行都作了規定。“嚴打”開始以后,全國人大常委會作了3個決定:關于死刑案件核準問題的決定、關于迅速審判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決定、關于刑事案件辦案期限的補充規定。

　　1996年3月17日,八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通過了新的刑事訴訟法,條文由原來的164條擴充為225條。黃太云認為,這次修訂對刑事訴訟程序作了非常大的改動,在當時來講體現了法制的巨大進步。

　　1997年以后,又有兩個重要的刑事訴訟立法,一個是2006年修改了法院組織法,將死刑復核權收歸最高人民法院行使,這有利于在死刑案件中進一步解決程序公正、實體公正問題,有利于適度地減少死刑;另一個是2007年對律師法的修改,對刑事訴訟中關于律師會見、閱卷、調查取證等權利的條款進行了修改。

　　刑訴法的修改應體現9個原則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形成后,我國下一步刑事立法有哪些工作要做?

　　黃太云認為,在刑法方面,一是要改變依靠重刑威懾遏制犯罪的觀念,可以根據我國的犯罪和治安形勢,進一步減少死刑。二是改變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思維方式,將對財產的保護理念從只注重對國有資產的保護,轉變為不論所有制如何,只要是合法財產都應給予同等保護。三是注意吸收借鑒國際上控制犯罪的先進經驗。

　　關于刑事訴訟法的完善,黃太云認為,中央確定用幾年時間進行司法體制和工作機制改革,現在正在進行刑事訴訟法的修改工作,草案有望今年提請常委會會議審議。在刑訴法修改中,一是要改變“重實體、輕程序”的陳舊觀念,把保障****落實到刑事訴訟法的修改當中。二是要將憲法規定的中國式的司法獨立,切實體現到刑訴法中。三是把不得強迫自證其罪原則和罪犯有沉默權規定到法律中。四是要完善辯護制度,著力解決律師在執業中面臨的“會見難、閱卷難、調查取證難”等問題,讓律師在刑事訴訟過程中真正發揮作用。五是完善證據制度,特別是要建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減少刑訊逼供。六是切實加強對偵查活動的監督。七是對強制措施規定明確具體的條件,加大非羈押強制措施的使用。八是完善審判程序,包括一審、二審,特別是要進一步完善死刑復核程序,在程序上更加公開、公正、透明。九是對刑事被害人所遭受的犯罪損失和在刑事訴訟中的權利應當給予更多的關注和救濟。

　　“刑事訴訟法作為程序法,應當在程序設計上盡可能規定得具體,并且應當明確規定違反法律規定程序的法律后果。”黃太云最后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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