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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教師研修班總結反思

歷史事件也只是一個偶然（7月12日上午）

中國人民大學的張鳴教授，是一位博士生導師，他在12日上午為我們做了《辛亥革命，搖晃中的中國》的報告，其間，用大量的數據和史實告訴我們辛亥革命時期鮮為人知的歷史真相，當辛亥革命被當做歷史的必然性寫進教科書的時候，張教授開宗明義的說出這個革命的發生，多少帶點偶然性。就像是張教授在他的博客中提到的“所謂歷史，就是人的軌跡。人的路，經常有岔路口，歷史也是。在以往的歷史學家眼里，凡一件大事發生了，必定是必然的。他們的使命，就是找出為何必然的理由。但是實際上，歷史中往往存在好些岔路口，之所以這樣拐彎，而不是那樣拐彎，往往取決于某些很偶然甚至很細微的因素。

張教授還提到辛亥時期媒體對政治的凈化作用，媒體是自由的，它的監督功能才有，如果媒體是政府下的媒體，那么為當局服務還能有什么功能呢？

我不喜歡歷史，是因為一直覺得這是一門怎么也學不會的學科，記不住那些事件發生的時間，背不下參與事件的人物和那些幾乎千篇一律的意義。歷史地圖冊也是讓我頭疼的圖畫，完全搞不懂東西南北。

但我還是毫不懷疑歷史教材的正確，也從沒有考慮歷史這一學科應該培養學生怎樣的能力，應該怎么樣去理解我們的歷史教材。

有人以為張教授這次的講座是借辛亥革命的引子，聯系當今的政治制度，呼喚一種覺醒式的變革，所以，第一個提問者這樣說：“面對目前中國的腐敗現象，變革的形式有哪些？對此，張教授的回答是：“這屆政府是解決問題的政府，教育問題、住房問題、官民矛盾問題……其中官民矛盾問題已經超過了任何年代，仇官情緒很高，政府卻沒有徹底解決，而是朝后推，這樣做的結果是有可能在某一天崩盤……

問題二是：“如果辛亥革命成功，現在的狀況會不會好些？“

其實這個問題是沒有辦法回答的，張教授說：“歷史沒有假設.”

問題三：請張教授估計一下，什么時候會變天？如何看待拆遷中的暴力問題？

張教授只是給出一點建議：持謹慎樂觀態度，并認為對事物進行兩分法的判斷是錯誤的。

問題四：就個體而言，在現在的社會如何找到自己的幸福？

張教授：我們要積極勞動，就能獲得相應的報酬，不能逃，只能努力建設好自己的家園，先要維護自己的權益，再去維護公共權益。

問題：現在的政府有沒有被媒體凈化？

張教授：媒體的監督不夠，但比起改革前，有了進步，現在政府拒絕凈化，防媒體。（事實上現在的某些媒體不是不想監督，而是一旦監督形成文字，某個媒體就要夭折，我沒看過只出版了一期就夭折的《獨立團》，但我相信韓寒是有思想的。夭折的原因又有誰能說得清呢）

問題六：你個人怎樣消減這種社會帶來的影響？作為教師我們能做什么？

張教授：我們還是有前途的，所謂中國人的劣根性其實是整個人類的劣根性，所以不能妄自菲薄。作為教師，我們要去影響周圍的孩子朝向光明，教育就是啟發和激發認識世界的興趣。

（我們能不能改變歷史，或者說我們能不能創造自己的歷史，當我們抱怨體制、詛咒政府的時候，我們在做什么？）

7月12日下午  關于歷史的悖論  （《看歷史》雜志主編 唐建光）

　　　　　　  誰的歷史

造紙術是誰發明的？是蔡倫？你一定回答是，因為教科書上是這么寫的。那么，你有沒有懷疑過教科書？

你可知道語文教科書中《朱德的扁擔》還曾經是《林彪的扁擔》？你知道周扒皮的原型周春富只是一個靠自己的一雙手，靠自己節儉的生活才致富的小地主？你有沒有試驗過司南真的能指示方向嗎……

如果教科書是假的，那么教科書上虛假的信息就會通過我們老師傳遞給學生，我們并不想成為幫兇，但我們也沒有分辨真相與謊言的能力，其實這這里邊隱藏著這樣一個信息，如果我們沒有這種能力，又不能改變教材，那我們可不可以試圖找到一條讓學生能自己分辨謊言與真相的途徑。

問題一：為什么總是把揭露謊言的責任放到老師身上？

唐建光：這不是對老師不揭露謊言的批判，而是當我們正面教育制度的時候，老師應該告訴他們思維的方法，可以讓學生多讀書，多方面的去考慮問題，授之以漁。

（其實我們不能理解為唐老師的發言是對老師的批判，而應該理解為對老師提出了一個要求，那就是面對謊言的教材，我們可以怎么做，僅僅是成為教材和學生之間的紐帶是不行的。但這一點其實對老師來說也很難，因為我們的改變意味著自己要對自己做一個手術，就是要剪碎有過的以往，一旦剪碎，我們、我，又是誰呢？所以，私底下，唐老師的發言還是引出了不少的議論。）

真相往往是可怕的，范美忠發言說：就高中生而言，不是他們脆弱，而是我們脆弱，我們不主張以掩蓋真相的方式來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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